十二、 奇 遇

  一九八五年初"開放搞活"的春風早已吹遍了神州大地。二月份攝影協會主辦"函授?"招聘編輯,通過考試我被錄用了?磥砦业臉I余大專文憑也起一點作用,我用了三年的業余時間讀完了"現代文學函授大學"。如今又來當"攝影函授院校"的?庉嬃。

  我在工廠上班,怎么又能去函授院校坐班呢?那是我耍了一個小手段。廠總務科為了搞活經濟,在我的提議下買了臺豆芽機。一斤綠豆能泡出十斤豆芽菜。這在花房的大棚里只是稍代腳兒的事,這就算是多種經營吧。 試運行了半個月,經濟效益還挺好。于是贏得了科長的歡心。我是光棍一個人,倒也無牽無掛。經過齊科長同意,我夜里值班看豆芽機,白天去學院當編輯。其實我對這兩項工作,抱的是一個目的──掙錢!我要把自己碗里的"湯"變成"肉"!

  到了星期天我就蹬上總務科的三輪車,滿大街地叫喊著賣豆牙菜,我不知道搞文學的人到大街上叫賣豆芽菜,是否張得開口,尤其是正碰上抱著孩子的劉蕓來買我的豆芽菜!

  她胖了,我瘦了。她穿著鼓鼓囊囊的羽絨服,混身上下裹得嚴嚴實實。

  我穿著破綿襖圍著臟圍裙,套著變了色的白套袖,帶著中間一片黑的大口罩。在渾暗的路燈下,一開始我倆一下子都沒認出對方來。

  劉蕓吃力的抱著孩子,旁邊的男人提著大包兒小裹兒。

  "怎么賣?"女人問。

  聽這聲音好熟悉,我應著:"三毛一袋,事先秤好了。"

  聽我答話她一楞:"是你?"

  我也一楞,出了一身白毛兒汗:"是你?"

  我無法表達當時的心情:自卑感、罪惡感、羞愧感就差鼻涕眼淚一起下的流感了。

  而她卻很坦然:"我給你介紹一下吧,這是我們那口子,剛從意大力回來。"

  我趕緊點頭,對方也受了傳染似的點頭。

  劉蕓又用下頦指了指抱著的孩子說"這是我們的小貝貝。"  

 我多么希望那小寶貝就我的種兒!仔細地端詳著,那小家伙一點兒我的影子也沒有,倒是很像那位從意大力回來的幸運兒。

  劉蕓并不在乎我的表情,又問:"你怎么干上這個啦,你還搞你的牌樓嗎?"

  "搞牌樓賣不了錢,豆芽菜倒是能掙幾個子兒。"我問她。"你還搞你的古塔嗎?"

  "改革開放了,我的古塔也放下了。"

  "那么你在搞什么?" 

  "他回國后搞了一家公司,我在給他當會計。"

  我知道她說的那個"他"就是她的老公,她又問我找到合適的沒有,我只能回答總是找不到合適的……。

  "豆芽菜!買了唄,買豆芽菜嘞!……"我用高聲叫賣緩解著自己的尷尬,隨手把兩袋豆芽菜塞到劉蕓的那個"他"的手里說:"哥們兒,拿著,拿著。送你們倆袋兒嘗嘗,我自己生的,別客氣!"

  那男人看了一眼劉蕓要說什么,我忙替他說"你們可別不好意思,我才真的不好意思哪,您要不接受那就沒意思了……。"

  "那好,白白!"

  "白白,白白!"

  改革開放以后人們的興趣都改了,一個女人找到不同的對像,連自己的命運都會改變。我雖然還沒找到"合適的",但我的志向也發生了變化。

 雖然賣豆芽菜和當編輯一點兒也不搭邊兒,但我把兩樣干得都不錯,反正這兩樣都是我的第二職業,當編輯本來就是"為他人做嫁衣裳"的行當。在編輯部工作就跟老師批改學生作業一樣,只不過是通過數格子,培養優秀生而已。

  在"函授?"就不同了,都是攝影界精英的論文,文章改不得,只須把零亂手稿謄在稿紙上,然后再送到印刷廠,變成鉛字就行了。 編輯成了抄寫員,唯一使我感覺良好的就是接觸了許多攝影界的老前輩,還有就是每月又能拿到六十元錢工資。等于我每月都拿雙份工資,當花工一份,當編輯一份。

  "改革開放"的初期,全國掀起一股經商熱。人人大談生意經,"十億人民九億侃,還有一億在發展。"大有全民經商之勢。

  有人見我搞豆芽機就對我說:"這是小打小鬧兒。不如倒買賣,賺大錢!"對此我不肖一顧。我總覺得,就那么一碗粥,從你碗里倒到他碗里,再從他碗里倒到我碗里,倒來倒去這碗粥越倒越少。倒粥的人,個各碗里都粘了點兒,但誰也吃不飽。還不如自己煮粥,再少也比粘的多,所以凡是倒買賣的事兒,我都躲的遠遠的。我的宗旨是:要干就干能為社會增磚添瓦的實在事兒。

  當總務科的豆芽機產生了經濟效益后,我又提出在防空洞里養蘑菇的設想。齊科長對此仍是特別感興趣,說什么也不同意我再去編輯部搞"第二職業"了。本來白天賣豆芽的人手就不夠,我也不能總上夜班,科長讓我選擇:要么就回廠搞多種經營,數錢。要么就去編輯部,數字兒。

  在物質和精神面前,我選擇了前者,毅然地離開了編輯部。

  當時在編輯部里工作特別忙,新招聘來的編輯們各管一攤兒,無暇相互通氣兒。離開編輯部時大家互留通訊錄,相約今后多聯系。

  在編輯部里我與李漱容只是見了面打個招呼,連句話都沒說過,她是清華大學機械系的本科畢業生,分配到相機廠當助理工程師,因為工廠不景氣,就應聘到"函授?"來做編輯,后來她也被工廠要回去了。 我和李漱容分手后,隨之還有幾個人也離開了攝影編輯部。不久我就按互留通訊錄的地址給大家寫了邀請信,希望互通信息不要斷了聯系。

  李漱容接到我的信以后,就按信封上的地址來找我。

  那是個春末夏初的一天,身材瘦俏的李漱容,上著白襯衣,下著紅裙子,頭頂白色寬檐遮陽帽,下蹬白色漆皮高跟兒鞋,顯得那紅裙更耀眼,顯得那身段更苗條。

  與之強烈反差的我:破背心兒、大褲叉、趿拉著拖鞋邋里邋蹋。肥衣遮不住臃體,一雙粗手如刨土的耙,泥腿子被汗水兒勾畫。

  我倆都為對方的形象看呆了,愣了半天她才向我打招呼:"你好嗎?"

  我也點頭稱諾:"好哇?"

  我把她領到宿舍,在宿舍里小李巡視著破桌子、爛凳子和上下兩層的單人床。非常失望地問:"這就是你在信封地址上寫的那個家?"

  "沒錯。"我以為她是在笑話我,并看不起我。我就來個張飛賣豆腐──貨軟嘴硬:"我雖然窮,但是我有兩只巧手!"

  我和玉萍離婚,又和劉蕓分手。不但經過了一回婚姻的失敗,又嘗到了一回失戀的苦痛,我的心境灰冷,眼前的李漱容和劉蕓不相上下,也許這又是一次"天賜良緣"吧?

  是自卑感使我失去了劉蕓,我不能再輕易地把飛來的機會白白地丟掉了。

  我一反往常的自卑,非常自信地說:"別看我現在窮,我這雙手什么都能創造出來!"

  李漱容只露出一絲微笑,就再也不說話了。

  她走到窗前,這個占了半面墻的大窗子,被我改的像個貨架子,木架上錯落有秩地排滿了花木,木架雖粗糙,那上擺的卻都是我精心配育的"絕品"。

  窗前的木桌上擺著一盆大榕樹盆景,五個分枝擁著主干,茂密的翠葉像五個活潑的孩童,我稱這盆景為"五子登科"。

  漱容指著一顆大花君子蘭問:"這也是你養的?"  

 我點了點頭說:"他叫'來日方長'屬于短葉系。別看它現在的小短葉子不起眼兒,一到春節就放長箭,開大花,美極了!"

  漱容又走到占了一面墻的書架面前,書架也是用粗糙的木棍直接釘在墻上的,她用纖指輕撫書背問:"這些書都是你的?"

  我點了點頭,猜測著她說話的含義。

  她抽出一本書奇怪地問:"這么多書,各種學科的都有,你到底是搞什么專業的?"

  我笑了笑,回答道:"人家都說我是雜家。我的正式職業也比較雜:以前是車工,現在是花工。"

  "花工?……真可笑。"

  難到干花工就可笑嗎?你以為花工就是拈花惹草的工匠嗎?"小看人!"我沒敢出聲地嘟噥著。

  "沒想到你干的行當,和我父親是一個工種,我父親是園林局的。"李漱容似乎找的了同盟者,也許她怕別人看不起她父親的工作吧?或許是為我們是同一工種而驕傲呢? 翻看了幾本書,她又擺弄起書架上放著的雕塑。她看不上我的泥塑,卻看中了一個用車削鐵屑組成的造型,小李莫明奇妙地左右端詳著……。

我告訴她那雕塑叫《旋律》。是我親手做的,曾在一本大型刊物上發表過。小李仍然是不吭氣。 是啊。這些雕蟲小技,怎么能讓一個素質很高的姑娘動心呢?(作品《旋律》的照片)  

  李漱容什么也沒說就走了。

  她走后,我認為人家姑娘再也不會來找我了。

  大學生們有那么多老同學,她怎么會看上我呢?

  國強見我垂頭喪氣的樣子就勸我說:"大學生也是學生,她們和同學們混熟了,誰都知道對方那兩下子,倒沒了吸引力。遇到大哥這么成熟的,又透著有才氣,更有吸引力。盡管大哥都是些"歪才",您那才是越"歪"就越是個謎呀!"

  我知道這是國強對我的安慰。

  因為我各方面的條件都太差了:首先是我的年齡比她大了十四歲。其次是他有大學本科的文憑,而我只有小學畢業證,還在文革中弄丟了。另外,人家是黃花姑娘,而我是離過婚還有個小女兒要撫養。   再說了,小李在單位是個工程師,而我是個普通工人還是被"編外"的。   我的經濟條件更差。要房,我沒房,住的是集體宿舍。要錢,我沒錢,每月工資四十多元,除了給女兒的生活費和我吃食堂的飯錢,連穿衣都成問題。

  這么一比較,又勾起我的自悲感,這種自悲感甚至比和劉蕓相處時還強烈。盡管國強的鼓勵,使我找到了自己的優勢。但上次和北大的高才生談戀愛,已經在我的心里留下許多許多的遺憾了。這回和一個清華畢業生又當了兩年工程師的姑娘談戀愛,會不會又一次徹底敗陣呢?如果再受打擊,我就真的只能削發為僧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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