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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落實
在批判我的大字報上也是如此挖到了犯罪的根源，對于我這個野性十足的人，改造和切斷我這個"不滿"的根源，又是非常困難的。
目前，我對"戴帽子"的現實又是極為不滿了，尤其是自從七二年我接到公安局的信以后，我的"上訪"行動就更勤了。
雖然公安局的信里并沒給我"平反"，我在家鄉仍然是"四類分子"，但我對"平反"的信心更大了。
我到處流浪，游遍了大半個中國，無論我在外面混得好與賴，只要我回到村子里，家鄉的父老鄉親們都毫無疑慮地接納我。
是我"勞動改造"的好？不是！一年四季我在村里勞動的時間都加起來也不足一半。是我"思想表現"的好？不是！我這個戴帽兒"四類份子"不但沒有"老老實實"而且經常"亂說亂動"。
唯一可以解釋通的就是：貧下中農不買"運動"的賬！他們根本就不相信我是"現行反革命"，也不承認這"運動"是偉大正確的。
他們以為我離開村里是去北京"上訪"了，即使上訪一百遍也沒成功，村民們都不會埋怨我，只會埋怨那些冤枉我的人，也不管這人是誰，反正毀人是不對的！
我流浪時，尤其是我在北京刻鋼筆字時，廠里整過我的人，村里監督過我的人，都曾發現過我，他們都"睜一只眼，閉一只眼。"從來也沒因為我戴著"四類的帽子"掙了幾個錢而為難過我！這些絕不是用"感謝！"兩個字就能表達出我的心情的！我只能高呼：人民萬歲！
我游遍了大好河山后，仍然感到家鄉最溫暖，自從學會了做"表膜兒"以后，我覺得不流浪了也能"生存"了。在村里做"表膜兒"比到處流浪方便多啦，首先我不必為住處發愁了，也不用到處借煮顏料的鍋了，我就用自己做飯的鍋煮塑料紙。
那種"格貝兒綠"的染料，其滲透性特別強，我的飯鍋煮完染料再熬粥的時侯，那美食就會稍微改變了一些原來的顏色，但我覺得紅色的棒子查粥或綠色的貼餅子也是很有特色的，這種有色素的食品倒不影響我的食欲。
各村都有盲人，這些盲人以前大多是流浪藝人，他們不是彈著三弦就是拉著四胡，走鄉穿村自拉自唱，靠說書謀生。在"文革"后他們都被當作"四舊"而被廢除。為了生存這些盲人就天天在唐山市的鬧市街頭叫賣，兜售商店里買不到的小小商品，諸如納鞋底子用的大鋼針和耗子藥之類的雜貨。
我做好"表膜兒"就每個盲人白送他們一百件兒，并告訴他們一張"表膜兒"可賣一毛錢，一個星期后白送他們的貨就全賣光了，問他們還要不要，他們都搶著要，我就按每張"表膜兒"二分錢批發給他們。
我怕有人用假錢胡弄他們，就對一個盲人說：我給你一張紙幣，猜對了就白送。盲人高興地說："中──！"
我遞給他一張已經破爛不堪的毛票，他馬上就塞進口袋里，我忙說："你還沒猜呢。"
那盲人說："這還用猜，不就是兩毛錢嘛。"
我真佩服這些盲人的特殊能力。
為了保住這項生意，我就對這些盲人說："一定要保守進貨秘密。"
雙方獲利的事兒，他們都能守信，再上貨我就半夜里直接送到他們的家里去。
沒多久，這個秘密生意還是莫明其妙地被人舉報了，也不知道縣工商局的干部如何得到了我的地址，他們直接就找到了我的磨棚。
工商干部一進屋就問："最近你在做什么生意哪？"
"沒有哇。"
"沒有確鑿的證據我們也不會來的，把作案工具交出來吧。"
"我也沒犯什么案，有什么作案工具？"
"你把'表膜兒'給過村里的人吧？"
這句話立刻使我泄了氣：為了拉一把窮大力，我白送給他一百件"表膜兒"，想讓他也賺點兒錢，沒想到卻被工商干部抓到了，稍加審問他就說出實情，工商干部的確是有根有據來到我家的。
工商干部見我無話可說，就緊追不舍："快交出來吧，難道還要我們搜查嗎？"
看來是躲不過去了，這么一間小磨棚還用搜？不是都明白著嘛。我把炕頭擺著的一個十公分長的筒狀模具遞給來人說："就這個。"
那是我師弟夏文立幫我車的"沖頭"，縣工商局的干部擺弄著筒狀模具，他們看不明白這"沖頭"的功能，就問："這怎么用？"
我用"沖頭"在一張舊報紙上一按，一個和表蒙子一般大小的圓紙片就按出來了。
"把你的非法所得也交出來吧。"
"二分錢一張，這能賺多少錢哪？"
"就你目前的經濟狀況，你能戴上手表？把表摘下來！"
我把心愛的"北京牌"夜明表遞了過去。
"這表沒收了，你在這單子上簽個字吧。"
那只"北京牌"夜明表，本來是用以招徠"表膜兒"生意的道具，也是我唯一值錢的家產，就這樣白白地被收走了。
我沒有統計過，這輩子究竟共有幾次傾家蕩產，好在我家也沒有什么產，這次又被抄光了，而且今后的財路也斷了，看來我又要到處流浪啦。
一九七五年七月六日，就在我準備繼續登上流浪征途的時刻，我突然接到電器廠的一封落實政策的信，信的內容很簡短："喬錦星（在此仍然不敢稱我為同志）：你的問題跟據黨的有關政策已復查完。經機械局黨委批復，為一般政治錯誤，本人返京回廠復工�，F將準遷證同時寄給你，請攜帶準遷證與當地公安局聯系辦理遷戶手續。待辦妥后即返京回廠復工。特此通知。電器廠革命委員會（公章）"
八年了，一個普通小百姓，兩年批判，兩年牛棚，六年流放，受了十年的折磨，總算有了結果，這結果倒是我犯了"政治錯誤"，這就是說──整人有理，挨整活該？
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我生活在"政治"的空間里，我當時又在共青團里搞宣傳工作，怎么能脫離"政治"？既然脫離不了政治，自然也就脫離不了錯誤。我承認自己會有這樣那樣的工作錯誤，但決不會是"反革命"性質的"政治錯誤"呀？
就算是如今給我降到了"一般錯誤"，但這還是屬于"政治行為上的錯誤"呀？其實我心里明白，這就如同先給我插上個標簽，留這么個"政治錯誤"的大尾巴，將來有運動了再按"標簽"重新揪出來斗爭！這個結論我決不答應！
可翻過來再一想：管他呢，先回電器廠上班，往前走一步再說。
當時我正在地里耪玉米，大隊干部把拆過的信親自送到我的手里，并讓我馬上回家收拾行李。我的行李也簡單，經過數次"抄家"我只有一件常年沒有拆洗過的被褥了，我背著被褥抱著土琵琶，非常麻利地就離開了白石山。
我拿著那封說明"喬錦星有錯誤"的信回到了電器廠，廠里的職工看到我這副老農的模樣，都把我當"勞改釋放犯"對待，很少有人敢和我說句話。
這些并不令我泄氣，因為魯迅先生早就說過："……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，少有韌性的反抗，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，見勝兆則紛紛聚集，見敗兆則紛紛逃亡。"
令我吃驚的倒是：我這個"戴帽兒的現行反革命"都回到電器廠了，而對"三反分子余金田"的落實政策問題卻還沒解決。
廠保衛科的曹致波也是"落實政策辦公室"的負責人。公螳螂似的瘦臉上，使他那瓶子底一樣的近視鏡顯得特別的大，他瞪著眼睛逢人便說："不是我們抓住老余的錯誤不放，在運動中沒人對他施行'逼、供、信。'他的交代的材料都是他自己主動寫的。是他自己主動在全廠大會上，向全廠廣大職工們承認的。你能說他沒有反動罪行？到現在他也沒法否認自己的問題……。"
看來余金田比我的麻煩還大，誰叫他為了恢復黨籍就胡亂承認"罪行"，還不斷"自我革命"、"深挖思想根源"。到如今一落實，他自己都抖落不清了。
一九七五年底我回廠已經兩個多月了，全國人民快到清算"文革"的時候了。當我問余金田為什么不站出來反擊時，這個當年的"老三八式干部"反倒悄聲細語起來。難道是在紙糊的棺材里睡糊涂了？
我毫不客氣地對他說："你那男子氣呢？" 他回說："我是個在組織的人，我雖然還沒有恢復黨籍，可我還是黨的人哪。所以我的一切行動都要服從組織的安排。"
我終于明白了，好多老干部都是如此坐以待斃的。
我是不論那一套，當時上級有明文規定，不準寫大字報，我也豁出去了，運動中不是講了嘛：在什么范圍打成的"反革命"就在什么范圍內"平反"嘛？既然沒人為我召開個"平反大會"，我就在廠內貼大字報，自己為自己"平反"。
我繼續為廠內的屈鬼們喊冤。也為嚇的不敢說話的人們叫屈。
直到一九七八年的秋天，我終于得到了徹底的"平反"。
趕上了"撥亂反正"的年代。連五七年被打成的"右派"都翻了身，我才被剝奪政治生命十年整，有的"右派分子"忍辱含冤地在血色煉獄里熬了二十年。二十年吶！還是人的一生中最年輕的那二十年��！人生有幾個二十年�。�！
電器廠對我的"平反"是悄悄地進行的，當時我正在班上，武維基塞給了我一個信封，那是一份用打印蠟紙印的鉛字文件："中共電器廠黨委關于對喬錦星同志的平反決定：
1968年在林彪四人幫假左真右錯誤路線的影響下，喬錦星同志被錯定為'現行反革命份子'遣送原籍�，F經黨委研究認為：給喬錦星同志定為'現行反革命分子'是錯誤的。運動中對喬錦星同志所做的一切組織處理和政治結論應一律取消。并決定予以徹低平反。有關材料不入檔案，予以銷毀。（公章）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。"
接著，廠團委也發了我一個小小的證件："喬錦星同志于1964年12月1
日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，現因超齡離團，發給此證，作為紀念。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電器廠委員會（公章）1975年10月30日。"
我拿著這離團證書，感到很可笑。我在共產主義青年團里度過了十一年。而我的組織生活中，竟有九年是戴著"現行反革命分子"的帽子過來的！
解放了，終于解放了！而早已經麻木的我，絲毫沒有歡悅的感覺。有些感覺靈敏的人，聽到了這個消息后當場就會腦溢血。有的人在這血雨腥風的十年間，身子骨兒硬硬朗朗的挺過來了，可當落實政策后，所有的病反而都一起顯露出來了，我的繼母在回京的第二天就死在了急救中心。
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承受能力，要承受得住痛苦，也要承受得住歡悅。
盡管我說自己的感情已經麻木了，那是比較經歷正常的人而言，人非草木豈能無情。惡劣的環境已把我的神經末梢兒磨出了礓子，這些年的破壞性試驗總算結束了。心靈的創傷不是一下就能痊愈的。
說心里話：直到五十歲那年，我還老做噩夢，在夢里我仍然痛苦地掙扎在上訪中，驚醒時看看現實的四周，這才安心地重新睡下來。在一些小說里我�？吹綄艟车拿鑼�，作家常把夢境寫得那么美妙絢麗，而我從來也沒做過美夢。我做的惡夢只有一個相同的場景──為逃避追趕，我拼命地奔跑，跑著跑著我竟離開了地面，像騰云駕霧般地逃離了追趕…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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