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 鄉 情

  離開北京那年我已九歲了,童年就這樣逝去。

  聽說我要回老家,二伯心里樂開了花。他像中年得子一樣激動,忙里忙外忙上忙下,親自去火車站接,拉著我滿村子轉。當初老哥仨的獨苗似乎突然歸他自己所有了。

  回到老家,我最關心的還是學校?h城里唯一的一所"完小"原來是一座大廟。

  登上了很高的臺階就是廟前的一片空地,兩顆遮天蓋地的粗大國槐擋住了我的視線,又上了幾層高臺階才看到大廟的門樓,進了廟門再往上幾步臺階就是廟宇的大殿了。

  這是座高大的清代歇山頂建筑,并不比北京的宮殿遜色,只不過沒有金黃色的琉璃瓦而已。這大殿里就是校長和老師的辦公室,大殿四周的偏殿、后殿全是教室。最后面是大操場,四周高墻,墻內國槐環抱,綠蔭蔥蔥。古廟敲響了下課的鐘聲,學生們蜂擁而致大操場,諾大的操場足可舉行標準的足球比賽,環境這么好的小學校在北京也不多。

  我敢說這小學的師資也是一流的,我的算數老師會"袖里囤金",全班學生任你報數,加減乘除隨意,老師邊掐指節邊報演算結果。因為這不屬于教學范圍,只是表演項目,全班同學謹能望指興嘆而已。這老師也忒厲害,無論是誰,只要上課走了神兒,一個粉筆頭兒就會不偏不斜打在你腦門子上。

  我的語文老師也給予我極大的影響,他說:"無論你將來干哪一行,都要在小學里把語文底子打好。沒有語文底子,你那一行也干不好。"他要求我每周都要寫一篇記敘文,并非常仔細認真地為我的周記寫評語。直到現在每每提筆,他那慈祥的面孔都會浮現在我的眼前。

  白石山離縣城大寺小學六華里,每天上下學都要步行穿過一華里蘆葦蕩、三華里青紗帳。一路上喜鵲、鵪鶉、蘆喳兒、翠鳥兒,青蛙、老疥、蟈蟈兒、知了兒唱啊叫哇,讓你心醉。一到冬天,蘆葦齊著冰面被鏟光了,莊稼齊著地面被砍凈了,樹葉兒也離開樹梢兒全飛了,大地一片空曠曠,一場白茫茫的大雪鋪天蓋地,極目遠望,讓你的心胸豁朗朗。一旦狂風大作飛沙走石,你會感到,哦──北方,北方。你是那么粗獷,那么豪放! 后母罵我是"野種",農村也正適合我的野性子。

  農民有個很壞的名聲:"十個農民九個賊"。就我自己的體會,那是由于環境的熏陶,小同伴兒的互相影響是最強的社會力量。怪不得"孟母擇鄰"呢!在農村如果你沒干過"扒瓜、打棗兒"的事兒,就不配稱為男子漢。小同伴兒們都會叫你"草雞",意思是母的。并非農民不懂善、惡,孩子們也知道偷盜乃是可恥之事,然而在物質和精神面前為了生存,他們不得不先選擇前者。那時侯,每個村童都有個柳條編的大笆勒筐,大小以能蹲進一個人為宜,背在身后只有彎腰才能保持平衡,夏天割草,冬天拾柴禾都用這筐。當然,筐里決不會是單純的草或柴禾,一但被"護秋"的抓住,孩子們就說這些糧食是從地頭兒揀來的。在農村如果那家少個能背筐的孩子,就等于少了一份收入。

  孩子必竟是孩子,他們各有自己的小小追求。背筐的孩子們一出了村兒,行動計劃就由他們自己來決定,行動內容既豐富又靈活。見了鳥兒就抓鳥兒,見了魚就淘魚,見了鼠就刨鼠,甚至見了螞蜂窩也照捅不誤。 具體行動更靈活,就說抓鳥吧,可以掏窩,可以彈弓打,還可以支起老鼠夾埋在松土里,表面只露個小蟲子,然后躲起來等鳥兒上當。用網捕獵是大孩子們的事兒,雖然更開心,但要接受大孩子們的約束,還不如自得其樂。

  淘魚是最熱鬧的樂事兒,也最體現集體主義精神。夏末秋初,魚兒正肥。清水湖岸彎彎曲曲,找一段水灣,用塘泥筑起一道埝,然后用洗臉盆或水斗子把這水灣淘干。只見魚兒在泥里蹦跳。鯰魚、黑魚、鱔魚一個勁兒往泥里鉆,孩子們就跟著魚在泥里打滾兒,泥面上的鯽魚、鯉魚、白條兒只須往盆里捧就是了,女孩子們就拿了笊籬在泥水里抄麻蝦。

  當所有的家什都裝滿,并擺在岸上后,大家一起下湖嬉水洗澡。在農村我從沒聽過"游泳"這名詞,全用"洗澡"這名詞代替了。最后,由發起者平分收獲,大家一片歡笑滿載而歸。

  晚霞中,村邊已生起裊裊的炊煙,合家的親熱比燒熱的炕頭兒更暖和,這就是我可愛的家鄉,難忘的家鄉。

  對于一個人的一生,影響他最深的應該是民俗文化。無論他走到海角天崖,無論他是官居何位,直到人之將死,他那民俗文化的烙印也不會消失,當然民俗文化是融筑在民族文化的基礎上的。 我總固執地認為我們漢族沒有自己的民族風格、沒有自己的民族服裝、沒有自己的民族舞蹈和自己的民歌。一到各民族大聯歡時,漢族人就穿上滿族的大襟兒襖、緬襠褲、扭起滿族的大秧歌。漢族本該像梁山伯與祝英臺一樣,穿著漢族服裝多漂亮。其實,我這也是大漢族主義,"上綱上線"地批判,這罪名應該是"民族沙文主義"。人家日本民族就以穿我國唐朝的服裝為榮。 說起來漢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,漢族的民族風格最突出的表現,就在于她能吸收和同化各民族的風格。漢族人遍及世界各地卻從來沒被同化過,尤其是骨子里的民俗文化積淀,總是不動生色地向外滲透,就連博大精深的印度佛教,傳到中國后也照樣能被漢化,這就是漢族的風格。

  民族文化只有在具體到各區域內,才能得到充分地體現,而且只有形成民俗后才能深入人心。

  河北省有滄州武術之鄉,有吳橋雜技之鄉,在我的家鄉唐山可稱的上是曲藝之鄉了。蓮花落子、樂亭大鼓、唐山皮影、唐劇、帶有唐山口音的正宗評劇,一個小小的唐山地區,竟是眾多地方劇種的發祥地,勘稱全國手屈一指的曲藝之鄉也沒啥說的了。

  這些民間藝術的普及,全應歸功于當地的婦女:兒女一落生,她們就唱著戲詞兒哄孩子。家里死了人,她們就用戲劇曲調,悲聲哀氣地哼唱著想念親人的詞兒,為故人哭喪。甚至她們在吵過架后,也會拍打著炕席有板有眼地用哭腔唱訴著自己的委屈。

  如果這吵架的內容與你無關,你去旁聽女人哭訴的唱腔,那簡直是一種藝術享受。因而,無論哪家一打架都會招來一大群圍聽者。

  男人的能量很外在,大部分是業余積極分子,他們各自掌握一兩種樂器,自拉自唱。到了農閑冬仨月,尤其是逢年過節,湊到一起就是個樂隊,業余演奏家們為了行動方便大都專攻小件樂器,所以民樂隊很少有低音貝斯之類的樂器,農民常以堂鼓代替低音,樂手們大都一專多能,總之這種招之即來的樂隊保存了許多民樂遺產。

  唱大戲需要行頭,所以普及率不高。簡便易行的就是唐山皮影戲,老式花轱轤馬車,其輪和軸是連在一起的,小時侯大人們常笑我的脖子臟的像車軸,其實那花轱轤馬車的車軸比脖子可粗多啦。四個車軸立在四角,上面架著兩輛馬車的大架,車尾在前,上擺條案,案上立起一面高麗紙的屏幕。車轅上鋪門板,四周圍黑布,樂隊坐在門板上,兩個車邦連接處高挑一盞煤油氣燈,兩三個"演員"操縱著皮影人兒,邊唱邊舞動著自己的角色,也有"準演員"坐在燈下伴唱。

  皮影人兒是用曬干的驢皮精刻而成的,涂以鮮艷的色彩后再浸上桐油,胳膊、腿腳以棉線為關節兒,皮影人兒的頭可拆卸和調換,一手握著三根細高梁桿兒,一人就能操縱兩個皮影人兒。影人兒在一面高麗紙的屏幕上戲耍,鑼鼓一敲,寬銀幕彩色投影露天劇場就開始播映。

  成套的古裝皮影連續劇一演就是幾晚上。夜色中的村民們圍坐在紙幕前,四弦胡琴奏出娓娓的主旋,高亢的唱腔響徹四野,尾音幾起幾迭,節奏昂揚,動感強烈。

  觀眾有的隨音哼唱,有的隨拍點頭,抱著孩子的婦女盤腿大坐,整個身子成了大搖籃,孩子在搖籃里就如此親切地接受這藝術的熏陶,那情景決不比現代的卡拉OK遜色。

  這就是鄉土文化,我就是在這文化紛圍中長大的。在我的眼里,家鄉人總是對什么都滿不在乎,只管自得其樂。無論多么艱苦的環境,家鄉的農民都會給自己找到樂子,這種樂天的精神對我一生都有巨大的影響。

  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七年以后,那種全村同樂的場面就再也沒有了,盡管"百家爭鳴,百花齊放"的口號震天響。那時我連小學都沒畢業,對于那些"家"那些"花"都跑哪兒去了,根本就弄不清所以然。農民關心的倒不是"花",而是能吃的糧食。

  說來也怪,那年頭風調雨順,鍬把兒插在地上都能長出葉子來?晌以趺匆才幻靼祝簽槭裁辞f稼收成這么好,而農家的存糧卻少的可憐?城鄉差別越來越大。一提農村,那就是苦難的象征。

  由于農村的生活水平明顯下降,我奶奶被大伯接到北京去了。奶奶在打麥場時被驢踢壞了腿,走路靠扶著一個用質地很輕桐木特制的木凳,奶奶腿腳兒不便,咀角兒卻很流利,她剛到北京不久就把爺爺罵跑了。

  爺爺在大伯家本來過的很自在,被奶奶攪的無法忍耐,于是很不情愿地住進了我后母騰出的小廚房里。爺爺身上總是帶著佛像,走到那里拜到那里,打這兒以后,鄰居們天天都能聽到小廚房里發出"嘭、嘭……"的碰撞聲。

  一九五八年我在農村考入縣一中。自此,我才朦朦朧朧地知道世上還有"政治運動"這玩藝兒。剛開學就趕上"大躍進"運動,老師帶著學生們上街游行,參觀畝產"萬斤田"并參加社會實踐,興修些不出水的水利,大煉些不是鋼的鋼鐵。為了湊夠"1070萬噸鋼 "農民放棄了莊稼,把家里的鍋、鏟、刀、勺都砸碎了"大煉鋼鐵",把果木樹砍了燒土鋼爐。那時侯真是村村社社有高爐,全國一心煉鋼鐵,結果煉出來的都是鐵渣子。反正渣子也跟鋼有聯系,畢竟不是豆腐渣,趕緊上秤、湊數、報喜……。只要有驚人的數字,那就叫"放衛星",那年頭兒真是"衛星"滿天飛。 漸漸的在我腦子里形成了一點點對"運動"的模糊概念,那就是越熱鬧越光榮。我發現無論發動啥子運動,人人都能認認真真地湊熱鬧。似乎熱鬧就是目的,而其結果是無所謂的。 在"大躍進"的年代,為了大造聲勢,要處處搞壁畫,這是傳統的宣傳攻勢。只要有墻,就要涂成白色并在上面寫詩作畫,其實都是些打油詩和宣傳畫而已。

  我從小就有的那些小小愛好正派上用場,老師把收集來的詩稿、畫稿交給我,派我去和縣城的畫師們一起,滿街滿墻的寫寫畫畫,這給了我極大的樂趣。

  全縣就一所中學,而全校就選中兩名學生,在全縣招集來的畫師中,數我的年齡最小,我畫壁畫即不打格兒,也不起草兒,拿起毛筆就往墻上硬寫楞畫,背后一大片圍觀者贊不絕口,那飄飄然的感覺至今記憶猶新。 詩和畫本身就是想象的產物,何況那又是個富于幻想的年代。我雖然也在認認真真的寫,仔仔細細的畫,而內容卻是似懂非懂,什么"一大二公是天梯"啦, 什么"八字憲法寶中寶"啦。詩稿和畫稿都是收集來的,有的內容我并不懂,其實懂不懂都無所謂,找到樂子就行了,否則我又能怎么樣呢? 記得詩中寫到"……,耄耋之年春常在,閑敲棋子樂悠悠。"畫倆老頭兒下棋就是了,他樂我也樂,何樂而不為呢?我感到"政治運動"還挺好玩兒的。

  雖然我們學校有個班主任在"反右運動"中自殺了,他把電線的正負極分綁在兩只手腕上,然后合上電閘,死的好慘。由于距我的意識主流還是很遙遠,對前因后果也不知其所以然,所以對他的自殺也沒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。

 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,自從我在縣里畫壁兒出了名兒以后,村子里也請我畫,而且待遇優厚。

  村民都吃食堂的大鍋飯,而對我卻專門開小灶,每天都是外焦里嫩的千層烙餅,豬肉白菜燉粉條子。當然,好飯菜也不能由我一人獨吞,天天都有好幾個人是陪吃的,只是我不會喝酒,不然老白干兒管夠,這在農村如同過節。

  唯有令我不快的就是"家庭糾紛"。二伯總是催我寫信,要我跟爹要"生活費",每次我寫去的信都被后母扣下,二伯不見寄錢也不見回信,就跟我起急。

  二伯并不關心我的學習,總是催我寫信,我一煩就回他幾句:"吃糠咽菜我沒埋怨過,干嘛非跟他們要錢?"

  "你看,你看!我就知道你跟我不一心兒。"二伯摸著爆米花兒一樣的禿頭說,"我要的是你的生活費。將來你飛了,我也不賠本兒。" 二伯逼我寫信向父親要錢,后母接到信后, 就把給舅舅寄錢的票根兒和我寫信一起叫我父親看:"錦星這孩子在北京就夠費錢的,怎么到了農村花消反而更大啦?"后母見本來不善言詞的父親沒什么反應就接著煽:"就跟咱家有印票子的機器一樣!"

  于是,父親回信給二伯說:"你要想養活錦星,就別找我麻煩。你要不養,就退還我的兒子。"

  氣的二伯直哆嗦,拿著信恨不得叫全村看:"錦星在北京受他后媽的欺負,這才投奔老家來的。老三不給他兒子寄生活費,我得跟他們打官司!"

  果真我被縣法院傳去了,法官正好是個女的,她問我是什么態度。我就只有一句話:"只要能安心讀書,怎么都行。"法院判決我仍留在農村,每月的生活費由父親寄來。經過判決后,我的后母仍是依然如故。氣的二伯父背起行李去了北京找后母算帳。

  可能沒達到預期效果,二伯從北京回來后,發火的頻率越來越高,尤其是催我寫信要錢時。

  我發現人們爭來吵去,都是為了一個"錢"字。

  我開始產生了一個強烈的念頭:我要獨立,自己掙錢!

  有一天我突然向二伯提出:我要回北京,我能自己養活自己!二伯吃驚地看著我半晌沒說出一句話。

  我要行使自己的權利,這使長輩們對我再也不能等閑視之了,我的決定無可阻擋!離開學校那天,我為從此失學而當眾痛哭了一場,同時我也為自己能自作主張而慶幸。   到了北京,后母直勾勾地盯了我半天。

  大伯母見了我只顧揉著眼睛,大伯父戴著一只上半是平光下半是老花的眼鏡,他不停地上下調整著自己的視線,由于口吃,嘴唇一個勁兒哆嗦,臉憋的通紅卻一句話也沒說出來。

  我知道大伯和二伯在我還不會說話的時侯就都爭著要我,眼看我就要長大成人了,兩家的老人都沒有實現他們的夙愿。

  我決定要獨立時,事先已經向全家鄭重宣布:我誰也不屬于,我只屬于自己!

  我很少說話,默默地辦理著一切手續。

  我東奔西跑地找工作,每到一個單位只要一報年齡人家就說:"剛十五歲?我們這里不要童工。"

  我解釋說:"您看我的個子,一米七。您看我的身體,倍兒棒!"人事干部看了看我的娃娃臉,仍是搖頭,要我到別的廠子試一試。

  后來我發現街道辦的小破廠子不在乎這些,我選中了一個街道居民委員會辦的五金加工廠,從此我就當了一名小小的學徒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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