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七、裝 傻
有志者事竟成!我又跑到了北京,這次到北京我可不是專門來"上訪"的,而是來撈錢的。并且是戴著"反革命"的帽子,被"專"了"政"的,還是來到國家的心臟來撈錢的!也許我天生就是個"野種",這是對生存的挑戰,是對那些要制我死地的人最好的嘲諷,我要比他們過的還要自由。
我抱著這種心情揮刀占領了萬壽山,在頤和園的萬壽山上,剛一出手我就藝壓群芳。并不是我的手藝比別人強,而是不在乎收錢多少,一兩毛錢,甚至不給錢也給人家刻。別人刻一支鋼筆最低也要兩角錢。而且一天最多干兩個多小時,一般是從九點干到十一點就撤。而我從早到晚,不掙夠十元錢決不下山。
有了錢就可以買公共汽車月票、買糧票、下館子撮一頓,而且每天都能去澡堂子洗個澡,然后美美地睡一覺。
只要花上兩角六分錢就可以在澡堂子里睡上大半天,澡堂子里的有所謂的"床",只有半米寬,一米五長,鋪著查不多長的大浴巾,蓋的也是同樣的大浴巾,兩個鋪位中間是個高茶幾,穿的衣服和鞋帽就放在茶幾的柜櫥里,兩個鋪位為一個單元,每個單元有一米多高的護板相隔,再花上一角錢就可以沏上一壺茶,加水不加錢,可以喝個夠。鑲滿瓷磚的浴室里有三個不同水溫大池子,大池子足有五、六平米,老的、少的、臟的、臭的都在
一個池子里泡著,直到泡的渾身乏力在回到鋪位上美美地睡上一覺,這么窄的鋪位只能卷縮著才能躺下,但總比在"上訪接待站"的大門口的水泥地強多啦!只可惜因為我的雷鳴般的酣聲而常被臨鋪推醒。有一次我竟被一個惡作劇的臨鋪拉下了鋪位,直到澡堂子下班服務員才把我從地上叫醒,我自知身份低下而不敢有所怨言,只能用別人聽不到的聲音嘟噥著:"呸!真是莊稼佬不認識澡堂子──什么雞巴市(事)?"
我不但要一天換一個澡堂子睡覺,也要一頓換一個飯館吃飯,以便不被服務員懷疑。我要用刻刀拼命地掙錢,以吃遍北京城!口帶里也不敢有富裕錢,不定那天被"收容"我的錢也會被沒收,錢多了也會被警察懷疑不是好來了。
白天,一大早就去萬壽山刻鋼筆,下午我就到飯館吃個飽,再到澡堂子歇足了,到了晚上就串胡同,進行徒步"拉練"。因為,再也不能到"上訪接待站"過夜了,并不是為了躲小田,而是為了防止夜間清查。長途汽車站、火車站清查的更厲害,一但被盤查馬上就會把我送到公安局收容所。
陶然亭有國務院接待站,前門有高法接待站,磚塔胡同有農林部接待站……。大多數"上訪人員"都露宿在接待站門前,有人夜里就爬進暖氣溝,工地的水泥管,最高級的就租間農民房,不過在哪兒也住不過一個星期,時間長一點兒就會被查問到。
半夜在胡同里老老實實走路是不會有人查的,有人問了就說是剛下夜班的。
我在萬壽山刻鋼筆字時,那種感覺,就象暝暝中有人往我口袋里塞錢一樣。做為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的我,竟能如此大走發財運,連我自己都難以相信會是真的。也許是"負負為正"的原理吧?無產階級專了我這無產階級的政,所以我就得了點兒小小的資產。怪不得一些皇宮貴族被資產階級專了的政后,竟產生了不少的無產階級革命家。
我這是胡批三國,因為當時我有許多許多弄不明白的問題,只能這么胡捉摸。這總比那些心里明明白白,卻故意裝糊涂的人強:對老百姓的疾苦聽而不聞視而不見,還標榜自己"難得糊涂"豈不可惡之至!對于鄭板橋說的那種"糊涂"是要有個大前題的,那必需是"吃虧"在前而"糊涂"在后。小百姓其實一點兒也不糊涂,只不過是"不在其位,不謀其政"而已。
我就是個小百姓,不是也挺"精明"的嗎?不過再精明也免不了常受"治"。正當我在萬壽山上刻鋼筆刻得正得意的時侯,一個便衣警察,從背后拍了一下我的肩頭,沒來得及回頭我就被扭送到頤和園的公園派出所里了。
先搜身,后審問。
"叫什么名子?"
"我……叫……王鎖。"
"哪兒的人?"
"大興縣的。"
"干什么來啦?"
"我……玩兒來啦。"
"玩兒什么的呀?"
"跑……"我剛要說是跑大輪兒的,可細一想,這么說會馬上給我立個案,再轉送到公安局去,那就麻煩大啦!就馬上改口說"跑……跑單幫的。"
"跑單幫?"警察翻了我一眼"不是阿慶開茶館兒吧?"
"沒……沒開過。"我知道他說的是京劇《沙家濱》里的臺詞,我就故意裝糊涂。
"不老實──。你是不是想進局子啦?"
"我不進桔子,我進過香蕉。"
"你給我出去!"
我在門口聽警察在給大興縣打電話,就偷偷地心里樂開了。這位武裝部長對兒子的出走早就習以為常了,接到電話后肯定會感謝派出所,要求把他兒子放了。
果然,過了會兒警察把我叫進去,而且態度比剛開始好多了。
"你整天瞎跑什么呀?"一位警察溫和的責備,使我深受感動。
"我……我不跑了。"
"跑吧。跑你的香蕉去吧。"
"是……是……跑香蕉。"
"滾!再叫我看到你,看我怎么治你!"
一出辦公室,我就聽里邊的警察說:"養活這么個兒子!……"
我忍著笑離開派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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